唯物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作者:匿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与邓小平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不开的。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今天,回顾他的这一历史性贡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闪烁其中的唯物辩证法的耀眼光辉。

一、从本质和非本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解决怎样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在党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和深入实践的过程中,邓小平经常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探索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的过程,探索怎样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运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的问题的过程。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对于怎样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当时有人提出要用“两个凡是”的方针去对待毛泽东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的思想实质,就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本本出发,照抄照搬毛泽东语录,以此去剪裁现实。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邓小平先后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阐明了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一是从本质和非本质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明确地区分开来,强调要从完整的科学体系上去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应该把它们割裂开来,把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邓小平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171页)这个论述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对立统一观点的运用。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名著《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2页)邓小平把这一原理运用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本身上去,区分其基本原理和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提出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要从基本原理以及由此构成的整个科学体系上去获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认识。

二是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角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客观实际。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根本原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当面对毛泽东的一些指示、决策和画了圈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却被束之高阁了。1971年,由姚文元和张春桥修改定稿、毛泽东画了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曾提出,“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黑线专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这就是“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的负责同志因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在拨乱反正中仍不敢大胆说实话。为此,邓小平强调说,虽然“《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但“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因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6、67、118页)这样,邓小平就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角度对“两个估计”进行了批评,从而直接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扫除了障碍。

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思想,不仅要实事求是地正视毛泽东的错误,而且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涉及毛泽东个人,而且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密不可分。所以,当有些人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被纠正以后,不能实事求是地去正确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时候,邓小平又强调:“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在这里,邓小平进一步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维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避免了重蹈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严重思想混乱、政治混乱的覆辙。

二、从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上解决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一些国家取得了胜利。在这些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从实际的发展进程看,这些国家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几乎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不顾本国国情,超越阶段,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而这些挫折反过来使一些人对于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怎样在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强调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关键是要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为此,在1987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同上,第252页)在这一阶段,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去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清楚地说明,准确地把握这一点,就既可以克服那种超越阶段、急躁冒进的错误观点和政策,又可以抵制那种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挫折就动摇信心、企图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邓小平所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开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性难题,从哲学上说,就是因为邓小平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始终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去观察和解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既对立又统一,个别、个性一定与一般、共性相联而存在,一般、共性只能在个别、个性中存在。既然一般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无个性即无共性,就必须从个别、特殊的实际出发去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然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却总是把据称是有普遍意义的条条,削足适履地硬套到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如有不合,他们不是怀疑自己的做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是给别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正是针对这种错误,邓小平强调指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

正是由于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中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关系的原理,解决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究竟应该从什么出发来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克服了因为超越阶段的急躁冒进而招致的挫折和困难,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三、从间断性和非间断性的统一上解决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的又一个表现,是没有搞清楚究竟应该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些人往往把继承和发展割裂开来,他们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彼时彼地情况提出的某些论断,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到此时此地;或者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迷失方向,忘记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问题和指导行动的指南;或者在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失灵之后,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去鼓吹什么“马克思主义危机”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背离或抛弃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使它们成为同一个过程不同侧面的思想。在1979年初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上,第179页)

这一科学论断的核心是,立足于现在的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去研究层出不穷的新情况,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所谓立足于现在的实际,就是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去研究层出不穷的新情况、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过程,正是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作为行动指南,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丰富马克思主义,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融为一体的过程。这是一个以继承为依托、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寓继承于发展之中的过程。当人们从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侧面来看问题的时候,这个过程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而当人们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侧面来看问题的时候,这个过程就表现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上,第291、292页)

对于这一科学理论,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把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融为一体,这就与教条主义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划清了界限,从而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正确的思想路线上,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从哲学上说,邓小平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融为一体的做法,是同他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运动是间断性和非间断性统一的原理分不开的。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发展,本来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过程,为什么会有间断性出现呢?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陋化,不加以划分,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想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陋化、僵化。不仅思想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9页)当然,对不间断的东西的这种割断,不是任意的、人为的,事物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而阶段性也正是人“割断”事物的客观依据。所以,列宁说运动是非间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邓小平正是在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运动是非间断性与间断性统一的原理的过程中,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没有丢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又不断说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说过却又符合时代特征和客观实际的新话来。

邓小平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融为一体的论断,是我们党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是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一再证实了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基本原则上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间断性;而我们党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则又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或间断性。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是连续的又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将其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邓小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进行哲学思考,既有助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深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解,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又有助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领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强大威力,从而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