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与1975年干部解放

作者:匿名  

从1974年底开始,特赦战犯的消息渐渐传开,人们从斗争形势逐步趋缓看到了希望。党内外反映强烈,战犯都要放了,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就更要解放。毛泽东胸有成竹说:先党外,后党内。他指示解放干部,让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吴德4个人负责。他批评专案组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周恩来在病中连夜约谈华国锋、纪登奎、吴德:先放人,后作结论

周恩来从来就不同意打倒这么多干部,一直想解决干部问题,只是在“四人帮”的阻挠下,此项工作常常不尽如人意。l972年,周恩来被检查出患有膀胱癌,l974年6月住院后,一连动了两个手术,此后身体日渐不好。由于主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周恩来没有时间进行肠胃检查。医生很着急,一直催促他及早检查。

1975年2月初,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宣布由邓小平代理他的总理工作。本可以放下工作检查治病,但在得知毛泽东要解决于部问题时,他感到机会难得,顾不上治疗,在病中找华国锋等谈话。2月27日晚9点、3月1日晚ll点,两次约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到305医院,每次都谈两个小时,其中3月1日晚谈到次日凌晨l点55分。周恩来住院后仍保持夜间工作的习惯。他们一一分析中央所管专案审查对象的情况,研究处理意见。

经过八九年的审查,每个人的材料都有尺把高,就是看一遍,也要几个月。周恩来提出一揽子解决办法,说:“先放人,后作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的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指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

为解放干部,华国锋等是积极的。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在听专案组人员汇报时,华国锋从兜里拿出一张名单,名单上的人员是调查给汪青写匿名信一案的人。这些人查阅了有关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资料,“文革”中他们因此被说成是秘密查江青的资料,而放在罗瑞卿专案组里。这个案子不仅涉及罗瑞卿、王芳、吕剑光,还涉及北京、上海、杭州的许多同志。

经过5天的紧张工作,3月6日,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等写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简称《报告》)。汪东兴随毛泽东在杭州,由纪登奎代签。《报告》说: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的670个审查对象(不包括林彪反党集团有关人员)中,被关押的有350人。670人中“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

华国锋参与了起草工作。华国锋说:这个工作不是以我为主,主要是纪登奎。当时,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释放战犯的工作上。

《报告》报上去后,第二天(3月7日)周恩来看了,并在报告中“人民内部矛盾”一类中加上“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急速报毛泽东。

毛泽东要看中央专案组所审查干部的全部名单

1975年3月7目.毛泽东看了《报告》,表示同意,提出还要看全部名单,要汪东兴从杭州打电话转达。华国锋说:主席看到解放干部的进展很慢,就提出要看中央“一办”、“三办”审查的干部的全部名单。他要全部看,一个不落。

毛泽东那年已是82岁高龄,抓什么事仍是一抓到底。他怕“四人帮”捣乱,以此办法催促尽快解放干部。他力争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此项工作。

毛泽东为了推动解放干部,5月17曰对贺诚、傅连障等人的问题作了批示。他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报告上的批语是: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

傅连嶂被迫致死,亟应予以昭雪。事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5月,从秦城监狱及政法干部、交通干校等监护的地方放出350人。只有王光美等,周扬等,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霞及同案,林彪一案的人没有放。

1975年,解放出来的一些高级干部,很多人被送往外地。其中,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和张洁清夫妇到陕西商洛,书证,处书记杨尚昆和李伯钊夫妇到山西临汾,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内理论家杨献珍和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陕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到湖北,副总理薄一波和对外文委副主任曹瑛经过斗争留在北京。曹瑛最早从秦城监狱出来,回到家,过了3天要送他到外地。他坚决不去,说:与其这样,那就把我送回监狱吧!后来,再放人,从监狱出来不准回家,送上火车,直接送到外地。

但是他们毕竟活着出来了。从监狱出来,情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了自由,恢复了党籍,补发了工资,由敌我矛盾变成人民内部矛盾,有了部分发言权。

他们富有党内斗争经验,以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为粉碎“四人帮”后迅速地给他们作出结论、安排工作创造了条件。这些干部大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他们在党内德高望重,他们及早出来工作后,对稳定局势,拨乱反正,对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冤假错案的解决。各地、各单位开始效仿中央,以中央的案例为准处理自己单位单位问题。

华国锋在公安部启用三位副部长

华国锋在公安部抓紧解放干部,首先给杨奇清、严佑民、凌 云分配工作。他们三人是1968 年初被关进秦城监狱的。杨奇清、严佑民1972年出狱,l974年秋作了结论,但一直没有安排工作。凌云l973年出狱后,一直没有作结论。

华国锋到公安部后积极向中央打报告,恢复了他们三人副部长的职务。1975年8月,华国锋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找杨奇清、严佑民、凌云谈话。

杨奇清原是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部长,长征老干部。杨不知道犯了何罪,为何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挨打,常年呕吐,病得很厉害,从秦城监狱出来直接被送到北京医院。华国锋对他很尊敬,握着他的手说:“你是老同志,受了委屈。”

严佑民写报告要求离开公安系统。华国锋对他说:“我们要留你。”严佑民敢于承担责任。1967年,要抓到中央档案馆看档案的一位科长,严佑民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对的,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严在狱中表现很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从不乱说,所以华国锋这样讲。

华国锋鼓励他们出来后好好工作。华国锋谈话后过了近两个月,10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奇清、严佑民、凌云为公安部副部长。